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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的翻译研究没有流派?

发布者:上海翻译公司     发布时间:2019-8-29

  学术研究中的学派或流派,一般指具有共同理论背景或者理论方法特征相似的若干研究者所形成的群体。流派的形成是研究深化的一个表现,流派意识体现了清晰的理论意识。因此,某一学科的发展史往往体现为学科内不同学派或流派的此消彼长、相互继承,或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比如语言学史就是如此。没有学派、流派的脉络,学科发展史往往就失去了“魂”,只能变成编年史或者资料集。那么,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情形如何?在阅读国外翻译理论方面的书刊时,经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内容在我国翻译界都曾有过类似的讨论,甚至有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思路,同样的做法,关于某个问题发表的论文一点不少,有的也写成了书。
  可是,我们却为什么没有形成明确的学派或流派,或者说为什么从来没人这样分析过中国自己的学术?
  钱冠连先生不久前谈到,我国语言学家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学派、流派意识淡薄,以至于长期维持有学术而无学派的现状(钱冠连,2002),这个分析是很准确的。
  下面所分析的原因,包括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因素,主要是治学方法和思路、观念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在总体倾向上不善于理论提炼,多止于经验体会
  究其原因,大约和东方式的模糊思维方式以及儒家讲究实用的传统有关。但是,如果缺乏理论上的提炼,一些研究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对我国传统译学,除总结其观点、挖掘其内涵以外,还非常需要梳理其理论脉络、建立较为清晰的概念体系(体系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仅是概念群),以避免陷入循环论证甚至钻牛角尖的经学怪圈。又如,由于翻译的复杂性质,很多人都早就感觉到,单凭语言学、文学等某一学科来解决翻译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是不行的,那么怎么办?理论框架不限于单一学科,研究过程就很容易弄得头绪繁多,比较杂乱。
  那么就索性名正言顺地采用综合性途径?却又很少有人明确地做出这种归纳。而Mary Snell-Hornby所提出的就正是翻译研究的综合性途径,而且是1987年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后来形成的这本书(Snell-Hornby, 1988)至今仍在翻译界独树一帜,得到很高的评价。
  反思我们自己(比如笔者自己1988年的硕士论文),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二、在具体方法上不讲究深入,缺乏一以贯之,深究到底的精神
  点到为止,重视悟性,以不言而言之,像国画中留的空白,这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也是写文章的一种策略,可以启发学生用功,可以启发读者思考,所“点”之处往往也确是要害,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仅仅“点到”却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总是弄不清楚,不停地“初探”,结果只能是重复劳动,多年在原地打转,研究止步不前。
  事实上,满足于说不清楚的状态,以“意会”与“言传”的距离为盾牌,对形不成明确的系统、看不出眉目这种状态不以为然,掩盖的也许正是上文所说的不善于讲清道理这个弱点。面对后来者的提问,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这样就行、那样就不行,我们真的弄清楚了吗?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设法弄清楚了吗?文章做到说不清、道不明的“半截子”状态就打住了,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深究到底的研究习惯,而研究若要“深”下去,缺了理论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显然是不行的。
  不仅是翻译研究,任何一门学科要发展,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和方法论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对这一点,翻译界不是没有人提过,但还是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几次全国研讨会上都把理论意识和方法论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提出来予以强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对我国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有一个趋向,就是从定量方法向定性方法回归,从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转向注意到研究者的主观性(Baker, 2001)。然而,由于深置于其学术传统中的逻辑思维方法已经形成稳定的方法论背景,他们的定性研究也是比较严谨而细致的,理论意识、方法论意识以及研究的承继性,已经渗透于多年形成的学术规范之中(可参见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一篇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若是没有理论框架、方法论依据和文献评述(literature review,即对本课题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和评述),连开题都不可能通过。
  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治学传统,我国学界在方法论特点上的强项是定性方法和综合性方法,定量方法和分析性方法相对较弱,这种现象在治学方法乃至学风方面的负面影响,比如研究的随意性、缺乏承继观念、缺乏严谨的论证习惯等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的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在充分注意到无需将方法论的重要提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至于以繁复的程序掩盖了内容的苍白(和课题选择、资料的整理和利用有关)这一前提下,针对我们的弱项,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方法和程序对研究质量的保障意义,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课”要补的。
  三、对外交流太少
  原因当然很多,包括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所形成的各种障碍,以及经费、机会等一些客观条件,但我们自己也确实缺乏主动,结果就是,中国的翻译研究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里处于“失语”状态,国外并不知道中国翻译界这么多年在干什么。
  当然,君子“不患不己知”,关键是搞出东西来,但是有两个直接的问题:第一,如果国外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知道,就难保不出现重复劳动,白费我们宝贵的精力和经费;第二,搞出了东西国外不知道,对中国翻译界产生错误印象不说,从“地球村”的合作精神出发,也让人家白费力气。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不利于研究的实质性进步。
  在第一个方面,比如我国的口译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虽然近年来有了一些专著,但大量的仍然是以实用性、经验性为主,从上升为理论这个意义上来看,特别是和文学翻译研究等相比,还是比较弱的,而国外仅用英语出版的翻译研究专著中,这三类书籍就都不少。荷兰的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出版的一套翻译研究丛书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从1994年开始,8年过去,已经出到了第42种,其中口译方面的专著就有12种,兼谈口笔译的3种,一共是15种,都不是那种技巧堆积式的教材,而是有明确的方法论特征的研究性教材或专著。
  此外,翻译教学研究方面的有8种,机器翻译研究的3种。这还只是一家出版社、一套丛书的情况。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语言和语言学系有一个计算机辅助语言学研究中心,机器翻译方面的书籍更多。在第二个方面, 近来颇受好评的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里(Munday, 2001),在谈到对Nida同等反应论(equivalent response)的怀疑和批评时,中国的声音只有我国留美学者钱沪在加拿大的me-ta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很长,分五个部分连载),而且是仅此一篇。
  我们知道,由于英汉语之间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国内在这个方面的讨论是相当热烈而且比较深入的,提出类似批评或怀疑者不在少数,以至于现在连“等值/对等”(equivalence)这个词都不大提起了(其实对翻译实践者而言,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此不提不能解决问题)。
  这些讨论中的精华,特别是语言文化差异对普通翻译学研究的意义,如果能向国外作比较充分的介绍,而不是让钱沪一个人孤军奋战,或许会对西方国家的研究者打破印欧语系的思维定式有些作用。最近几年,我国翻译界开始注意主动地对外交流,努力融入当代的国际学术社会,争取同步发展。如清华大学编的年刊《中华翻译文摘》即同时面对国内和国外(只是编辑质量尚待提高),英国St. Jerome Publishing出版的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中也收入《中国翻译》每年发表论文的摘要。另外,香港翻译界凭借其语言等多重优势,一直在努力地整理和介绍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交流活动。
  2003年4月,我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金隄先生在英国St. Jerome Publishing出版了Literary Translation: Quest for Artistic Integrity一书,更是为中国大陆翻译研究学者在国外出版理论专著开了先河。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在国外几种主要翻译研究专业期刊里,如me-ta, Target, Babel, The Translator等,偶尔也能看到中国学者的文章,大部分还是香港地区的,大陆学者的文章极少,基本上形不成整体印象。不介入,则无以比较,无以提高,而失去理论源流的撞击和融汇,学派、流派也就没有了基础。即便是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搞它一个“中国学派”,没有比较,也无从说起。
  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新的情况还是令人鼓舞的,比如,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的翻译研究学者在各种国际学术场合的主动交流,以及韩国等地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东半球亚洲一带的国际性翻译研究学术交流活动日益活跃,逐渐引起欧美国家翻译界的注意。与印度、以色列等国家有成就的翻译研究学者主要以西方学术媒体为发言的讲坛不同,这些活动主要是在我国内地及周边地区进行的,如几次亚洲翻译家论坛以及一些其他会议等等,这种现象对我们积极融入国际学术社会显然十分有利。国外翻译研究学术期刊对中国学者投去的稿件,比较感兴趣的主要还是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内容,如英汉互译中出现的特殊问题等等。当然,理论上有所建树更好,但从现状看,这方面还比较欠缺(有许多都是论证方面的问题,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薄弱),即使有,能获得一定的认同也还是需要些时间的。
  四、对外交流中的表述方式问题
  在与国外交流、向国外介绍研究成果这一点上,我们也曾做过一些努力,但有些却并不成功。这里有种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上的原因,即东西方思想表述方式的不同。表述方式不同的确有可能影响交流和接受,看起来是词语问题,实际上和概念有关。如“翻译的层次”这个说法,汉语中没有多大问题,“层次”除了表示严格的上下层级关系,还可以表示“方面”。我国翻译界曾出现过好几种翻译层次说,其中有一些“层次”指的其实是“方面”,论者用“层次”而不用“方面”,多少有一些逻辑严谨的感觉。
  但在这种情况下,即所要表示的不是很严格的层级关系而是较为松散含糊的“方面”,如果要译成英语,与英语世界交流,恐怕就很难保留“层次”这个说法,因为英语中无论是strata还是hierarchy,表示的都是很严格的逻辑层级关系,即便是灵活一些的level,作“层”讲的时候也是相对于某种scale的。这就涉及到研究中的“元语言”问题,即me-ta-language,体现为一套定义比较统一的术语系统。这种元语言的作用就像数学语言一样,是一种沟通的渠道,没有相对一致的内涵,沟通就会出现困难。
  当然,我们可以“自成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由于无法保留原有的表述形式(特别是“层次”这种关键词)所形成的沟通困难却并不是出自内在的思想上的独树一帜,而是出自用于交流的元语言障碍,即主要是沟通手段问题,回避这一点是没有用的。如前所述,这种障碍带来的问题,一是无法交流以验证和稳定概念,影响成果的理论化,形成研究的重复和低效,二是使外界对中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形成错觉,如认为我们治学不严等等,为我们融入国际学术界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作为me-ta-language,terminology即术语系统的成熟也是一门学科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我国翻译界需要在考虑到东西方表述方式不同这一现实及其积极意义(即表述方式背后的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尽量设法形成比较一致、相对明确而且有内在联系的一个基本的术语系统,以利于交流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对术语的定义、定名当然可以不断讨论、不断修正,直至比较合理,甚至可以存疑。实际上,对术语的讨论本身就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近几年出的几种翻译学辞典和百科全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对翻译研究成果的一种整理和总结。(Baker, 1998/2001; Chan & Pollard, 1995;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来面对翻译研究中涉及的表述方式问题,一是注意这种表述方式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二是注意到它所带来的交流障碍,在交流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予以解决,或至少是设法准确说明其含义。
  五、学术讨论气氛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内部的讨论气氛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争鸣和交锋总是比较敏感,学术争论很容易个人化、情绪化,批评弄得像大批判,会攻击不会讲道理,而接受批评会变成一件很严重的丢面子的事。有时争论者自己倒没什么,反而是周围的气氛使之复杂化。正常、健康的讨论习惯仍然处在艰难的诞生过程当中。
  当然,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年代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尚未完全愈合,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也在起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只有充分的讨论,不断质疑、去伪存真、相互补充、相互启发,才能弄清事实、讲清道理,推进研究的发展,为形成具有某种理论特色的学派或流派创造条件,同时,活跃健康、卓有成效的学术讨论,也是一门学科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一个体现。
  六、“自谦”的误置
  的确,学派、流派一般是自然形成、可以公认的,底气不足,自立一个学派也没用。但是,其一,本文所说的实际上是一种学派意识,体现的是理论思路上的清晰和自觉,这对每一个研究者都是有意义的,而平时观察他人研究成果时看到的所谓理论上的“路子”,其中就蕴含着学派或流派的朦胧意识;其二,学术本是公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是对学术的负责。需要注意的是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问题,即以非学术的因素自立门派,如有意强化地方色彩,却缺乏学术上的特征,这对于学科发展来说倒确实是没有多大意义。
  七、对我国自己当代的研究成果不够重视,研究缺乏承继性
  不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似乎可以称为妄自菲薄,但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忽视传统,相反,谈到对传统的继承,很少有人敢掉以轻心,问题只在于如何继承,继承什么,以及传统要不要发展。
  其所“薄”者是今天的学术界,即我国自己目前最活跃的、占主体的研究队伍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二十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这种忽视带来的后果之一,即是研究的重复、盲目,缺乏承继性,难以成“流”。
  这类问题的主要表现,一是只看国外,二是只认我们自己那些已作古的权威。国外翻译理论的发展确实很快,我们需要了解和学习,这是很清楚的,然而也还有个了解是否准确的问题,学习也要看学什么。一些对国外理论的评述至今还停留在一些早期的、局部的东西上,而且并非来龙去脉,只是部分结论。国外的新东西,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却敢于在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全部否定;国外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成果,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可取之处,也无心了解。这种“借鉴”,其效果不免可疑,如以此为据否定我们自己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孜孜追求,更是泥足之论。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对国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的成果,我们的重视的确是不够的。一些著作里对我们自己当代的研究,要么就是一谈起来只说毛病,要么就是除了有数的几个权威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还有的是根本就没有认真去查阅、了解。这种意识从一些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里也可以看出来。作为研究必备的“文献评述”,视野里只有国外的文献,国内的文献似乎是可以忽略的(反过来当然也是视野的偏狭)。
  国外进来的就是新的,一切从头开始,却并不清楚我国自己二十年来(也是在当时的西方新理论进来之后)是否曾经对此做过什么研究,做到了什么程度,有什么可以作为基础,哪些做得不对,问题在哪里,怎样继续,等等。这就是研究的承继性问题。没有承继,何来发展?
  举例来说,在译文质量评估这个研究领域里,德国学者J. House (1997) 和K. Reiss (2000) 的两个评价模式有相当的影响,这两本书都是先以德文写成(前者初版于1977年,后者初版于1971年),引起翻译界多人关注,予以评论,包括尖锐的批评,经作者多年的进一步思考和修订,二、三十年后译成英文再次出版,理论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和初版相比也更为成熟。
  这两个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重视建立在语言功能基础上的文本类型分析。
  同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House和Reiss稍晚一些,我国翻译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人走的是类似的路子,或从不同文体(文本类型的一种)的不同功能入手,或采用严格的语言层次分析方法来讨论翻译及其标准等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我们似乎没有落后太远,后来的结果却并不相同:德国的语言功能、文本类型这条路,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德国的功能主义“目的论”,而我国那些类似的模式、思想却多半无疾而终,在寂寞中不了了之,让位于不断引进的各种其它理论了。实际上,研究成果即使是有毛病,也不应因此而否定其可能存在的“合理内核”。
  可惜的是,连合理部分带不合理部分,都在漠视中被事实上否定了。某种理论由于存在缺陷,连出版这本书的编辑都后悔,却没人去总结一下它的得失。
  二十年来众多论文、专著,竟不值一评。眼前空无一物,只好另起炉灶。于是,中国没有流派,流派都在将来。
  按照这种思路去看流派,做出这样的整体评价,未免草率。如果说评述中国当代的翻译界几乎是没有成果,而外国人粗糙的、有毛病的东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国人就应该一出世就完美无缺吗?我们知道,把条件提到不可能的高度是使一件事物无法产生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这里有意无意地放弃的,正是我们自己研究的脉息。哪怕是反对、是批评,只要是有根据的、负责的,都是尊重,都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即便是从学术中剔除泡沫,也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行为。当然,翻译界也需要检点自己。观念要改革,研究方法要讲究,以使研究更有效果,这正是本文前半部分分析的初衷。
  八、结语
  流派的形成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的积累才有可能,而我们目前并不是两手空空,近二十年来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更是丰富和活跃了国内的译学研究,这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是不应忽略的。
  为避免二十年后仍在“重新发明轮子”,在分析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时,还是看得细一些为好,指出问题的同时,多看一些“积极意义”或许更有积极意义。
  就研究者个人素质而言,我国学者并不差,国外有些人写的文章实在也是多少占了英语这个便宜,“话语权”并不能保证其话语价值,特别是在学术发展的长河之中,而以上分析的种种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或许正是我们自己需要调节整理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具有明确而清晰的理论意识,并以方法论的手段予以保障。
  其实,流派云云只是表象,其实质是理论研究的状态问题。眼睛只放在国外,自然看不见我们自己有什么研究;看不出理论的绵延线索,一味从头开始,也不免盲目;若果真连“理论”二字都避之唯恐不及,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就只能持续地“模糊”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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