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穆雷，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高级翻译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等期刊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翻译协会副会长，广州翻译协会会长等。曾在国内权威或核心期刊与国外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出版著作、参编各种论文集、辞典、教材等多部，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三项、教育部、语委和省级科研项目多项。

　　采访人：温辉，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师

　　家国情怀、责任与担当

　　温辉（以下简称“温”）：穆教授，您好！我看到您2020年10月27日在华侨大学做了题为“翻译专业硕士教育的存在问题与发展前景”讲座，您表示MTI教育应以教育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我想请您具体谈谈您对此的理解、在学位教育中如何去贯彻和渗透？

　　穆雷（以下简称“穆”）：专业学位从设立之日起，它的人才培养目标就不同于学术学位。翻译专业学位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的，它的根本目标是直接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建设。如果MTI学生毕业之后，只想去做中小学教师或公务员，或者以考博士做研究为唯一目的而不去从事语言服务相关工作，一些学生在就业时仅考虑薪水高低而不考虑所学专业的初衷，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达到培养目标。这样的培养结果，也说明我们在培养过程中没有注意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专业责任感。医学院的新生入学一般都会有一个宣誓仪式，他们会宣读下面一段誓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与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这样的仪式感会增强学生的专业使命感，强化他们为人类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我觉得在翻译专业学位教育中也应该有类似的教育，让学生了解语言服务和翻译专业的社会属性和专业定位。拿《翻译概论》这门课来说吧，正如十几年前许钧老师编著《翻译概论》、教指委指定翻译概论为MTI必修课的初衷一样，它不应仅仅介绍翻译理论，而是要告诉学生在社会快速发展时期，语言服务行业是什么，翻译职业的责任和作用是什么。就拿抗疫来说，同样是居家隔离，有的MTI学生会想到这是我们专业所长发挥作用的时候，会在线上线下做志愿翻译服务工作，或者去机场口岸做语言服务志愿者，至少要关注语言服务在抗疫中的作用，这样的孩子体现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相反，有的学生就会觉得不用去学校上学更好，可以在家随心所欲，也有些学生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焦虑和恐惧上，想不到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对学生特别强调和重视他们的三观。人品好是我挑选研究生的首要标准（当然偶尔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教学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的培养。我认为“立德树人”比学术能力更加重要。近十几年来，我带着研究生一起去做语言服务的相关社会调研和人物访谈，每天推送相关资料让他们阅读，经常讨论语言服务行业的最新动向等，通过这些活动，加深对社会的了解，对弱势群体的了解，对语言服务行业和翻译职业的了解，从而明确学习目的，树立家国情怀。

　　例如翻译协会的工作，翻译协会是社会团体，工作性质主要是志愿奉献，没有报酬，不是人人都愿意做，有的年轻人甚至觉得交会费都“不合算”，看不到“回报”。可能我根本就没想过合算与回报的问题吧。1988年我参加陕西省翻译协会的工作，老一辈会长孙天义、徐启升老师他们信任我，让我担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推荐我做代表参加中国翻译协会的大会，鼓励帮助我主办全国青年翻译理论研讨会，秘书长安危老师带着我做海伦·斯诺研究，参加工合国际研讨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一直在翻译协会里工作。我经常动员自己的学生积极参加学术团体的活动，不为回报，只讲奉献，就是因为可以更多了解学科发展，明确自己的学术定位，有机会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服务。今天看到陕西省翻译协会仍然活动频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挑起大梁，迅速成长，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我常跟学生讲，没有家国情怀，没有社会责任感，自己再有本事也没用。

　　感念师恩、传承师训

　　温：穆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没有家国情怀，没有社会责任感，自己再有本事也没用。”这句话掷地有声，让人肃然起敬。我很好奇，您是怎么走上教师这个道路的？

　　穆：做老师这个想法，我是从小就有的。我很有幸在自己求学的各个阶段都遇到过好老师。小学1-3年级，我在陕西军区八一小学住校，班主任张桂芳老师高挑的个子，一头短发，眼神里充满母爱。一次我感冒发烧，在晚自习上很难受，坐立不安，被张老师看到了。她不动声色，下了晚自习，走到我身边，发现我在生病，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去了医务室。我趴在老师背上热泪长流，特别感动，因为我从小住校，父母工作繁忙，根本顾不上孩子。我每次生病，都是老师们跑前跑后带我看病。四年级后我离开了八一小学，十年后有一次走在商场门口和一个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听到她问“是穆雷吗？”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张老师！顿时泪眼模糊，你知道的，成长中的孩子，十年里变化很大的，我的老师不仅一秒钟认出了学生，还能叫出名字，这让我感受到老师的温暖。

　　高中班主任肖国梁老师是一位教育家，毕业于西南师大，曾任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当时社会不流行读书，我们每学期都要外出一个月去学工、学农、学军，我自己成天不上晚自习而去参加宣传队（文工团）的排练演出。肖老师语重心长地给我讲我读书的重要性，甚至跟宣传队的负责老师大吵一架，硬把我拉回教室学习。我高中毕业时刚好部队调防离开重庆，肖老师赶到我家送行，对我父母说：“现在虽然上大学要从工农兵里面招生，但我相信，读书一定是有用的！任何情况下，孩子都不能放弃读书。如果恢复高考，我相信穆雷一定能够考上大学。”肖老师去世前，我已经大学毕业。后来我接到师母的来信，才知道肖老师弥留之际还叮嘱师母，自己去世的消息一定不要告诉我，因为依我的性格一定会赶回重庆，我在外地工作，当时已经当老师了，往返乘火车需要几天时间，肖老师说做老师会工作很忙，不能耽误我。读到师母的信，我再次泪如雨下，老师至死都心里想着学生，爱生如子，这就是我的榜样！

　　温：这样的老师，的确让我们感动，感激一辈子。

　　穆：是的。老师们给我树立了榜样，让我从小就向往当老师，当个好老师。我经常被自己的老师感动，被身边的小事感动，或许自己就是一个感性的人。我看到有很多孩子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从不感动，更不知道感恩和感激。我想，不容易被感动的人可能也不容易感动别人吧，感动、感恩、感激，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是应该更懂得这些？因此我常常跟孩子们分享令我感动的人和事，希望可以感动他们，让他们感动之后学会感恩和感激。

　　我的父母既是老师也是军医。他们在第四军医大学（现名为空军军医大学）附属一院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工作，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也让我印象深刻。父亲是传染病学教授，我从小好奇，为什么他要选择又脏又累又不起眼的科室作为终生事业呢？长大后父亲告诉我，他从小成为孤儿。我奶奶是因为一场传染病而去世的。现在看来很容易医治的病，可在当时就是致命的。他大学毕业留校选择主攻传染病，因为传染病凶险容易致命，他心里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父亲一直在教学和临床一线忙碌，部队的各种医疗队和临时任务繁多，他难得有时间陪伴孩子。父母没教过子女识字算数，却一直不忘经常教导我们要尊重老师。我和哥哥只在同一个小学就读过，有共同的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体弱多病，我们全家三次在她病危时去救助，多年一直关心帮助她直到她去世。

　　我父亲的教学在学生那里有口皆碑。临床医学上大课，不太容易调动百十来号学员的注意力，临床教学讲授各种传染病的诊断防治，不少疾病早期症状类似感冒容易误诊，父亲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把临床观察到患者的症状特别是各类疼痛的特点惟妙惟肖地表演给学生看，时常模仿当地方言表现医患对话，课堂生动有趣，重点突出，令学生记忆深刻。父亲一生都致力于改进教学方法，不断地在教学中融入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除了翻译国外最新医疗信息、编写教材以外，还自编自导教学电影，多次立功受奖。我记得多次在宣传栏看到父亲荣获全校十佳教员的布告；记得每年过年都有学生来拜年；也记得小时候，他去西藏和山丹军马场医疗队时和我告别的场景；记得他在灯下备课、阅读、翻译、写作的身影；他还被大学指派去做报告，像“张华事迹报告团”、“华山抢险事迹报告团”都有我父亲主讲。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多次在各种场合巧遇他曾经教过的各年级学生。我和父亲长得很像，他们从相貌上认出我，热情地称我为“恩师的女儿”。我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诉我“当年你父亲讲课的神态和内容我至今都还记得”。我感到特别欣慰，分手多年还被学生记得，这大概就是教师这个职业最好的回报了吧。

　　温：的确是，过了很多年，依然清晰记得老师、记得老师讲课是特别难得的。我们一生遇到过很多老师，很难记住每一位老师的讲课。

　　“穆妈妈”的育“儿”经

　　温：我从我的同事，您的博士杨冬敏那里了解到您在学术上非常严肃，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但生活上却很随和，非常照顾他们。我记得他几年前给我讲过一个细节，就是您有早起和散步习惯。他们常常会在自习室的桌上，看到你给他们带的芒果。我也从广外研究生院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对您的一篇报道，题为“【导师论导】穆雷：教子教女，辛勤半辈”。他们亲切地称您为：“穆妈妈”。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些您和您学生们更多的故事吗？

　　穆：我上班路上有很多芒果树，在芒果成熟的季节，有很多芒果自然掉落在地上。我觉得芒果形状好看，不管是绿色还是成熟之后的金黄色。就是不吃，摆在那里也很好看，同时还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很好闻，随手捡起几个放在孩子们的办公桌上，大家都开心。

　　“穆妈妈”最早是硕士生们叫出来的，后来学生都跟着叫。我的博士生导师黎翠珍教授，就是亦师亦母型的老师。她曾经告诉我，教师要教书、教学、教人，这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我自己从1982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近40年教龄了。教过工科院校的翻译课和大学英语课，教过外语院系和翻译院系的各种课程，教过的学生没有数过，但跟学生的感情一直不变。我跟自己老师们的感情直接影响到我跟学生们的感情，老师们的榜样我一直牢记在心。我荣休那天，博士和博士生们制作了视频，每个人都说了一段自己的故事，让我再次想起跟孩子们相处的细节，感动得我老泪纵横，心里感到温暖甜蜜。每件小事孩子们都记得，可能我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会对他们有所影响，这就是教师职业的魅力。

　　在教学和科研上，我可能算是比较严肃、严格、严厉的。严肃指的是对待教学科研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要认真不能马虎，在我自己的教学中，也是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提前十分钟以上到教室；对学生的作业、考卷或论文，一定在第一时间处理完毕，绝不拖延；即便是上了多次的课程，每上一次都要重新做课件调整授课内容。严格是说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的要求都要一丝不苟；严厉是指对学生既要有爱又要约束不能放纵。只要有爱，学生是能够感受到的，然后用“严”去约束自己、影响学生。学生在我面前掉泪，我会递上纸巾，让他们擦掉眼泪，但会继续严格要求，不会因为心软而放松要求。

　　生活上对学生们的照顾，可能跟我的育人理念相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也体验过成长的经历和缺憾。我的父母是军医，一辈子都贡献给社会了，我母亲生我休完56天产假就去上班了。我们家没有一个节假日是家人齐全一起完整度过的，父母各种值班出任务，孩子们习以为常，但在独自面对社会时会遇到种种问题。出于感同身受吧，我会比较关注学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况且，我也认为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也是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正确认识父母，认识社会。

　　女性身份的体验、观察与思考

　　温：穆老师是仁者仁心，您好像对女孩子更加照顾和关心？

　　穆：是呀，我知道女生成长更为不易，改变一个女生，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甚至改变几代人，所以要先帮助她们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有一个云南白族女生，很聪明，也很贪玩。我真是对她苦口婆心的，劝她读书，最后她是他们年级全校五个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学生之一。后来她出国读了博士，回国在大学里工作。她妈妈非常感恩和感激，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能上大学的就不多，她女儿能最后成为博士和大学老师，是几辈人不敢想的事情。

　　温：您这真是，改变一女子命运，胜造七级浮屠啊。我看到您其中一个兴趣是对女性视角的关注，您有本专著《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除了系统研究之外，您还对三位女性翻译家、翻译学者进行了访谈。我接触的到的一些女性学者是比较回避女性身份，或者认为女性身份在教学、研究、翻译并没有什么不同。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穆：是的，我比较关注女性主义研究。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制定并通过进一步加速执行《内罗毕战略》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了提高全球妇女地位的主要障碍，制定了今后的战略目标和具体行动。我有幸在那之后了解到一些女性研究的学术情况，聆听了一些学术讲座和会议，结识了一批女性研究专家，自己也开始研究女性主义。记得在香港读书期间参加过学院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当时据称国内三代女性文学批评家悉数到场，为了了解她们的学术成果，我把三代主要批评家的代表作通读了一遍，会上重点找了几位访谈或者聊天，收获非常大，至少启发了我，在日常的教学中，可以融入性别意识的教育，这是对整个社会理念进步的助益。

　　我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我不断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理解女性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不断在自己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性别意识。身为女性，我深深了解女性要想立足社会有多么不易。我妈妈家族的人都有重男轻女的想法，总觉得女孩子长大嫁人就成了别人家的，男孩子才是养老的依靠。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教我做各种家务，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今天用钩针钩一个桌布，明天用绣花针绣一块什么图案。12岁时父母都外出执行任务，我一个人在家，担水挑煤，买菜买粮，生火做饭，拆洗被褥，女孩子能做的会做，男孩子做的也要做，一个人独自生活。父亲每每见到我做女红就不乐意，跟母亲说：“我们养女儿不能让她只会做家务啊！要让她有文化，有自立的本事。”那时我就知道父母的教育理念不同，看着爸爸快下班了，赶紧把正在做的女红藏起来，等他上班了我再做。但是父亲很早就给我灌输男女平等的意识，这一点我特别感谢他。他从来不说周围的女孩子谁是干家务的能手，而是让我学习他的同学同事中的女性佼佼者。

　　我的老师们倒是没有重男轻女，但周边环境的歧视和不公比比皆是。我国高校的本科生男女比例大体相差不多，但是到了高级职称则女性越来越少。从管理条文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歧视的条款，但是从入职到升职，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是和无形的观念作战。其实大家也可能注意到这种现象，就是无论学习态度和成绩如何，是个男生就不愁没有工作，是个女生就要远比男生优秀很多还不一定有人要。所有晋升并不会因为女性承担更多家庭重担而降低对其要求，因此现实生活中女性要比同龄男性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获得更加突出的成果，才能与男同事比肩而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越往高处走女性越少的原因之一。

　　博士生中许多男生可以在太太怀孕、生产和哺乳的任何期间离家去读书，女生则要反复斟酌家庭计划，怕“一孕傻三年”影响读书；男生可以少操心或者不操心家务安心读书，女生则为了母子分离不能陪伴子女成长而焦虑不安。作为导师，招收女生不得不考虑其婚育状况，谁都想看到学生一气呵成完成学业。我在现实中看到，一些男生抗压能力较差，学业进展不顺利他们会压抑会抑郁，把问题憋在心里自己苦闷；反而一些女生特别是经过生育考验的女生，抗压能力比较强，时间管理比较好，情绪管理得当，让我心生佩服。记得我的一名女博士后出站答辩获得通过时，她非常淡定地面带微笑致谢，而我早已热泪盈眶，因为我太了解她为了家庭为了学业的付出，知道她有多不容易，为她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动。

　　我平常就不断鼓励女生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抓住机遇不断上进。有的硕士生根据家长的意愿，一定要先就业养家或者顺从丈夫中止本来可以继续深造的学业。有的学生从小缺乏正面的鼓励和激励，只想快点嫁人有个依靠。我在跟她们的交流中，有意无意地带着她们关注女性研究的内容，潜移默化地鼓励她们自强自立，看着她们不断改变认识，不断积极进取，心里真的很开心。

　　我曾经指导过多名研究生撰写翻译研究中的女性研究文章，有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也有博士后研究，其中不仅有女生，更有男生参与（作为女性的“他者”有另一个视角）。他们不仅仅通过文献阅读和讨论，发现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表达，而且身体力行，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理性对待社会现象，努力做好女性该做的一切。

　　只是有一次，一位男性博导对我说，女性主义研究是政治，是女性争取政治话语权，不是学术研究。后来我越来越谨慎，轻易不敢同意博士生做性别相关的翻译研究论文，必须有非常过硬的数据支撑才行。因为如果男性评委持这种观念的话，对于孩子们而言，试错的成本就太高了。她们一旦不被认可，拿不到学位证书，找不到工作，生活就难以保证。后来，我发现博导胡开宝教授有一个学生做性别研究的博士论文，就问他是否可以用语料库的工具去研究女性主义，他说没有问题，当然可以。我就放心了，终于有男性学者支持学生做女性主义研究，我才放心地让自己的博士生开了题。

　　我注意到，即使卓有成就的女性有时候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一些作家如王安忆等，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或者自己的作品被划为女性主义作品，担心自己的成就会被认为是因为冠以女性主义才出名，而非作品本身的出色优异获得读者认可。看来性别意识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女性在社会上要真正与男性公平竞争需要长时间的社会变革，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教师本身即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我们需要对此有所认识、有所行动。

　　性别教育，人皆有责，点滴从我做起

　　温：性别教育是人人有责任。可是教师队伍里，也并非人人都具有正确的性别意识啊。

　　穆：是的。性别教育不仅仅是对女性的，应该是针对全民的，也包括对男性的教育。广外图书馆有一年（2012年）的世界图书日系列活动，推出了“她的国”女性阅读主题书展，大体上分为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外女性作家代表作和女性文学等三部分，并辅以女性健康和养生、生活美容等读物，还有一些沙龙讲座活动。我觉得这些活动非常好，可惜就这么一届，再也没有了。当时办这个系列活动的时候，广外图书馆就提出了“女性阅读”应打开视野，在文学性、艺术性、价值观的给予方面不断提升，更多地注重求知思考，与人类自身尊严的要求相融合，这样路才能越走越宽。当时就有不少男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个活动。

　　我自己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任何课程，任何讲座谈及这些问题。没有性别教育，我们也有责任。不同方向，不同专业的人，都有性别意识，我认为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至少，可以让女生在遇到性别歧视的时候，不至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二三十年前，李小江等老师开始在高校创办性别教育研究中心，开始相关课程，咱们陕师大还办有女性博物馆，很多人都在努力，我希望大学女老师们都加入这个行列，让整个社会培育正确的性别意识。

　　温：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每个人贡献一点力量，多一些关注和呼吁，女孩子们就会少一些摸索试错的艰难与辛苦，也会少走很多弯路。

　　穆：没错，是这样的。

　　“高冷”面纱背后鲜为人知的苦楚

　　温：穆老师，我看到您生活照都是笑盈盈的，也很会搭配漂亮的丝巾，照片里人和景都非常和谐，特别有艺术气息。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张古朴的木纹桌上摆着一把有质感的小提琴。

　　穆：小提琴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爱好，只是没能把它做成专业。这是小时候，爸爸引导我去学的。我11岁开始学琴，在宣传队拉小提琴，也在西安歌舞剧团等单位做过演奏员。我知道这个年龄学琴有点晚，可能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普通演奏员，成不了独奏演员，父母也不希望我从事艺术工作，所以没有去考音乐学院，但是艺术学习的经历对我的生活和学习很有帮助。

　　温：我很好奇，您在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没有说明白。是这样，就像我一开始要采访您，我会非常紧张，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因为您的成就那么高，靠近您需要仰视才行，但是您的学生又说您生活中和蔼可亲，我自己听您说话，也觉得您很亲切。所以我想着您学术上的成就遮蔽住了您人性的光辉和个性。

　　穆：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可能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我父母都是部队医务工作者，把一生奉献给医疗事业和部队建设。军队的托儿所，一岁就可以上了，只要小孩生活能自理就收。所以从一岁起，我就开始了住校生活，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这样过来的。对我而言，那么小离开父母，首先要生存。有的孩子可能学会讨好别人，而我则是保持沉默，少说多做，老老实实把事情做好。这应该是我的一个弱点，别人误以为我是高冷。其实不是，我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没啥可高可冷的。我只是生性慢热，不知道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我特别羡慕那些很快和陌生人熟络起来的人，出门旅行都能结交到朋友。另外，我受父亲遗传有先天性近视散光，小时候出门总爱低头走路，因为那时候不兴戴眼镜，我抬起头走路看不清对面走过来的人，叔叔阿姨都身穿军装不易辨认，他们会告我父母说我见人不打招呼，所以干脆低着头走路。我四十多岁又患上颌面关节炎，天气变化剧烈犯病就频繁，人家胳膊腿疼我是脸疼头疼，从面颊到耳朵里面到脖子后边都疼，嘴巴张不开，吃不了硬东西，貌似很严肃，没有表情。因为疼痛不舒服要避免有丰富的面部表情，这算是生理缺陷加上心理缺陷导致的误解。可我总不能逢人便去解释吧，误解就误解吧，心里有爱就好。

　　温：我也是一个不太会聊天的人，不但怕和陌生人交流，就是熟悉的人，我也不怎么会聊天，所以特别能理解您的感受。

　　跨学科研究就要动真格、要得到该领域专家认可

　　温：您热爱文学，但在研究中又引入模糊数学、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自己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推进着中国翻译学与中国翻译教育教学的研究进程。我想请您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历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将兴趣与关注不断变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又是怎样的责任感与担当让您不断更新迭代研究方法以满足新课题、新形势的需要？

　　穆：我的跨学科研究可能和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热爱文学，喜欢阅读。我1977年参加高考，当时三个志愿都填写的医学院，没想到被第一批次进场选生的重点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电子机械专业录取了，学习了高等数学等一些理工类的基础课程。大二快结束的时候听说大学要从各专业挑选培养科技英语老师，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并如愿以偿地转到文学大类。我的大学同学不少都是电子机械专业的专家，同学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专业设计，就是我学习科技知识的好机会，两年的工科学习和后来的同学聚会提高了我的科技素质。我自己喜欢举医学的例子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我一直不后悔每一次选择，因为所有走过的路都会对今后有用。我在西电任教时，业余旁听全校的通选课如模糊数学和形式逻辑等。我读博士的时候，把模糊数学的方法用于博士论文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自动控制领域的国际专家、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扎德教授也在现场接受荣誉博士的称号，黎翠珍教授陪我去与扎德交流，研究方法得到了他的首肯，师徒二人都很开心。

　　说起我的导师黎教授，她对待学生可是出了名的严厉。每天自己准时上下班也监督学生是否在岗，每次向她汇报学习进度，我们都要同时提交文字稿。我汇报的时候，她就做记录，结束的时候用图向我确认所表达的意思。这也让我养成用图表辅助思维的习惯。另外她要求每次离校回家都要严格请假销假，这不仅仅是个手续和制度，也是她对学生安全的考虑与关心。她要求全院教工直呼我的名字，不能后面加“教授”，尽管我早已是教授了。直到我通过答辩那天，她告诉在场的教工，从此以后可以称呼穆雷博士或者教授了。正是黎老师的这个要求，让我一入学就被“打回原形”，尽快适应学生身份，以学生而非教授的态度去对待博士研究，这个立场的转变非常重要。

　　后来我自己担任导师的时候，偶有“副教授”学生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以为自己已经小有成就了，可以依赖之前的成果，我就会给他讲自己的故事。同时，遇到做跨学科研究的，我也和自己的导师一样，一定会联系这个学科的专家，得到他们的认可。比如说，教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就会请这些领域的专家来参与开题和答辩，避免对概念一知半解，盲目使用，贻笑大方。

　　倾其全力助力梦想、完成使命

　　温：您导师对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我注意到您不仅自己活跃在翻译界研究的前沿，也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和青年学者一同进行研究，很多研究呈现系统化、纵深化的特征。同时他们也很快成为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比如王斌华、桑仲刚、蓝红军和王祥兵等。所以我想请教您，您是如何在尊重他们个人兴趣爱好的前提，发挥团队力量，助力他们的学术成长呢？

　　穆：我带学生有个理念，不希望学生完全照着我去做，我做什么研究，他们做什么研究，亦步亦趋，甚至只钻研自己导师的理论和方法，在导师的研究领域里打转，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常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梦想，我的责任就是助你们一臂之力。王斌华已经是一位国际学者了，他是做口译研究的，还有王巍巍、伍志伟、王莹、李希希等人都是做口译研究的，我不是，但因为他们的研究都从口译教学和口译实践中发现问题，我愿意跟他们一起研究一起解决问题。桑仲刚是从甘肃天水考来的，从入校至今眼看着他迅速成长，已经在西安交通大学做了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语境中敦煌叙事文献的翻译活动史通论》，继续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服务。蓝红军提交的博士入学计划是做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研究，我告诉他这个选题毕业后可以做成国家社科项目，但不太适合当时的他做博士论文研究。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做了适合他的选题，毕业后也顺利用这个课题完成了国家社科项目。王祥兵来自国防科技大学，他报考的时候跟我说，学校要求在地方院校读博必须做军事方面的研究。我说对呀，就是要做军事翻译研究，你不做军事翻译研究我都不答应，这是你报效祖国和社会的责任，为军服务是你的担当，我们可以一起探索去做军事翻译研究。我的少数民族学生也是在入学前就告诉她要做少数民族翻译研究，希望有机会能够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做点贡献。这些孩子读完博士都在马不停蹄地努力工作，现在他们也都成了博导硕导，有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教学和自己的研究，薪火相传，我要做的就是用团队的力量去助力学生完成各自的梦想和使命，而非让学生都成为我的追随者。看着后浪汹涌向前，前浪感到欣慰。

　　翻译实践、兴趣使然

　　温：这太厉害了，我经常看到您的学生发文章时，致谢有哪些同门参与了讨论。我特别向往这样的学术氛围，一个团结有爱的大家庭。我看到有一本翻译过来的育儿书，是正面管教方面的。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您翻译的，如果是您的话，怎么会想到要翻译这本书？

　　穆：这本书还真是我带着两个硕士生一起翻译的。这两个女孩子非常优秀。当时是出版社约的稿，想着女孩子未来会用到这本书，学生和我每人翻译一部分，然后我整体修改统稿，希望通过翻译她们会有额外的收获。

　　我最早做翻译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在西电带翻译课，跟着老教授一起翻译自编教材。当时我们系有个外教，教美国文学，讲得非常好。她回国后写了一篇长文讲述中国故事。领导选了两个人同时翻译，最后选定我的译文，有一万多字发表在校刊上。那是我第一次把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还是挺开心的。后来就开始翻译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有文学作品，也有非文学作品，逐渐走上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的道路。

　　寄语女性：顺其自然、兼做合理规划

　　温：最后，我想请您对成长中的女教师、女学者，讲讲如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进行合理安排，做到事业、家庭两不误，自己能够持续成长？

　　穆：我想说的是顺其自然固然重要，但也要做合理规划。这本身不是很矛盾，对于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指导和建议。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女生，我会鼓励她们一口气读上去；但对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我就会建议她们先就业成家。作为女性，也要买菜做饭做家务，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嘛。只要自己有目标有规划，持续学习，保持热忱，做到合理安排，这一切都水到渠成。

　　我儿子是个90后，跟我现在的学生同龄。我会经常有意和儿子聊天，听听90后的年轻人怎么想问题，关心什么，喜欢什么，这样就能和自己的90后学生有共同语言，共同话题。学生们经常说我很潮，其实我只是不想落伍。年龄越大，想法就和年轻时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跟同龄的学生有太大差距，慢慢的年龄差距有了，也就需要有更多的倾听和理解了。师生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我愿意亦师亦母，跟孩子们一起成长。

　　感谢温老师！有机会一起聊天回顾一下过去，很开心！陶友兰老师带学生做的这个系列访谈很有意义，让学生在学会做访谈研究的同时，深入了解翻译界女学者成长的心路历程和艰辛坎坷，加深对性别意识和社会偏见的认识与理解。感谢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老师同学！

　　访谈后记

　　穆雷教授是中国翻译学和中国翻译教育发展的开创者之一，也是翻译学女教授中的佼佼者。通过访谈我不仅发现她兴趣广泛，随时带着一颗好奇的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而且她做事不喜欢打无准备之仗，总是做好最充足的准备，去和相关专家做深入交流，因此她得以在众多的研究领域纵横开阖，游刃有余，颇有将帅之洒脱风范；她仁者仁心，她舐犊情深、爱才惜才、慈母严父般的工作风格和育人理念以及父母报效国家的耳濡目染让她在翻译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注重家国情怀，责任担当、身体力行与深耕细作；我钦佩她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仍然保持一颗谦虚好学之心，每日精进；我仰慕她巾帼不让须眉，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念和无比顽强的意志，是心中有爱，生活有美，胸中装得下家、国与天下的女中豪杰；我更是赞叹她的知性中，很好地平衡了理性与感性。

　　本文经作者和穆雷教授同意，选自《翻译学女教授访谈录》，欢迎选购，走近更多译学巾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