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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翻译的数字化

发布者:上海翻译公司     发布时间:2018-9-7

  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就是翻译时代、 翻译技术与翻译社会。当翻译研究不断探索万物可译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盯着“不可译”的事实,它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关联性与迫切性。在《数字化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中,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通过翻译族史、清楚表达、 尊重限度、普适计算,以及翻译中的细节等方面,探讨翻译在数字时代的变化与使命,彰显翻译与译者价值,展现出独特的数字人文主义精神。
  2016年,谷歌把“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e)升级为“谷歌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系统”(Goog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GNMT),每天可处理1800万条中英翻译。不久前,科大讯飞推出“晓译” 翻译机,中文进,英文出,瞬间转换。当人们还在评论女翻译漂亮不漂亮的时候,同声传译这个职业本身,已开始经历巨大的危机和挑战。“睁开双眼,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种感觉不时出现,但这次不一样 :困惑愈发令人恐惧,愈发令人感到无所适从”(Agassi,2010:3)。身处这个时代的译者,不论从事何种翻译,或多或少都会有网坛名将阿加西(Andre Agassi)退役之前的困惑。在线翻译触手可及,翻译记忆和术语库不断更新,应用程序越来越多,翻译项目日趋自动化——这一切导致了不一样的感受,令人惊恐(Cronin,2013:1)。作为《翻译与全球化》(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翻译与身份》(Translation and Identity)、《电影中的翻译》(Translation Goes to Movies)的作者,迈克尔·克罗宁从未停止过对翻译的思考。这一次,他选择数字时代,“直面翻译的数字革命”(王少爽,2014:61)。
  一、翻译族史 :人与工具的互动
  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自以为没有他们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包括建一座通天之塔。为了阻止人类的僭越,上帝把原本单一的语言“变乱”(confusion), 成为难以沟通的“方言”,让他们相互无法理解。语言变乱之时就是天人分隔之始,也是纷争之始、翻译之始。《巴别塔》(Tower of Babel)是16世纪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的代表作。我们跟随克罗宁,将目光投向这一关于翻译起源的标志性形象,就会发现工具无处不在:梯子、杠杆、滑轮、脚手架以及用于切割、打磨石头的各种器具。重建巴别塔,翻译是必由之路。翻译(通天之塔)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工具,翻译只会难上加难。
  克罗宁首先将数字化置入人与工具的互动史中, 从人类学角度梳理了翻译与工具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英文中,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意思是“解读某个编码信息中的关键点,尤其是作为一个微小而又典型的样本,为理解整体提供线索”(Cronin,2013:13)。从采石场到庙宇,再到多语言地区翻译,作者以罗塞塔石碑为例,勾勒出一个基于意蕴的、发生在人与工具之间的互动网络。通过探寻早期城市文化的演变,他提出了“3T模式”——贸易(trade)、 技术(technology)与翻译(translation)三者的相互作用——以及翻译中的接近伦理(Cronin,2013:14)。翻译本身证明了距离的存在,展现出一个庞大的多语言帝国,但它是否在无意中揭示出疏离或失和的危险?试图克服距离会不会造成更大的距离?翻译暗含着一种欺骗,目的语中看似忠实的标题掩盖了源语中不光彩的意图,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技术带来的病毒似的影响。印刷出版的译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引发了宗教变革。媒介即信息(McLuhan,2001)。印刷机成为翻译传播的信息,其颠覆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译文本身。如果我们试图理解翻译在历史及当下如何塑造了工具或被工具所塑造,经济与政治是无法回避的两个因素。不信的话,看看人手一个的手机。原本只是为了查找、翻译一个单词,结果却是欲罢不能。
  二、清楚表达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翻译
  “我认为,翻译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翻译。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或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翻译应该永远不让读者感到他们在读译作。”在《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开篇引用夏皮罗(Norman Sharpiro)的话。 所谓“透明”,就是韦努蒂所说的不可见(invisibility)。 译文看不见译者的存在,读者就像在读原文一样。译文越透明,就越看不见译者的存在;翻译无形可遁,译者就此隐身(郭建中,2000:49)。这些年来,我一直鼓励学生把英语讲得磕巴一点,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流利。太快了,或者太流利,就看不出转换的努力和翻译的印记。可以自我翻译,主动译入目的语体系,还要老师干嘛?
  “透明性”作为翻译研究的关键词,自然逃不过克罗宁的眼睛。把英语讲得更清楚,写得更明白,以便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理解。这当中暗含了一种设想:一个语言共同体的修辞和文化偏好,可以在一种适于普世交流的符号中呈现。使用简单的、不加修饰的语言是理想的、也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这一观念根植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神权政治思想。把《圣经》译入本地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帝之言可以直接传达给每一个信徒。在这种清教徒式的、有关直接性和即时性观念的阐述中,人们强调清楚表达(Cronin,2013:40)。翻译要想实现自动化,离不开受控语言——一种简约的、容易理解的全球通用英语。通过高度受控的、特殊的语言变体(比如陆空通话),英语成为数字时代的首选语言,沿着信息高速公路极速传播,与流畅且即时转换的数字逻辑啮合。清楚表达的动力源于翻译。最佳版本的语言就是最容易翻译的语言。源语文件越容易理解,就越有可能借助翻译成为全球化的文本。英语作为计算机网络语言已经而且总是被翻译(同上:43),这是看得见的翻译;为了加快传播,其他语种采用“去中介化”,把自己主动译入英语,帮助母语为英语者省去了翻译成本,这是看不见的翻译。躲在语言背后的是权力和翻译的文化政治(陈永国,2004)。法国数学家坚持用法语写作,不是因为法国数学影响更大,而是因为用法语写作和出版可以增加法国数学的原创性。如果我们不单单阅读用同一种语言写成的同一类文章,那么得益于语言的文化多样性,科学和文化的丰富程度就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在这一点上,克罗宁足够深刻!
  三、尊重限度 :翻译的可为与不可为
  当代文化和资本主义一直在扩张,一直在延伸,到处都是星巴克和麦当劳。作为全球化语言产业,翻译也参与到这种扩张和流动中;译者被激发形成一种管理意识,锁定客户、战略机构和公司,致力于拓宽交易渠道。从纽约到巴黎,从拉各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顾客到星巴克都知道要点什么,员工也知道该提供什么。广延文化是一种同一的文化,一种对等文化;而精细文化则是一种差异的文化,一种不对等文化。二者之间的对抗通过相互竞争的翻译表征方式展现出来(Cronin,2013:71)。“镜像翻译机”(Word Lens)是一款适用于苹果手机的应用程序,用户只要把摄像头对准原文,立刻就能得到译文。眼见为实变成眼见可译。镜像翻译机给用户提供了一个瞬间翻译的无边界视界。对许多应用程序来说,语言范围可能受到严格限制,但隐含的却是潜在的、无尽的广延性。这种广延性还通过一些文学翻译组织、著作和在线期刊的名称反映出来,比如“跨越边界的文学”(“Literature across Frontiers”)、“字无国界”(“Words without Borders”)、“文学无界”(“Literature without Borders”)等。在这个被各类纠纷、边界争端、持续不断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撕裂的世界中,翻译似乎为构建一个相互理解的和谐世界带来可能。
  如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自我限制一样,翻译也有限度,限度是某种精细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克罗宁看来,缺乏限度是灾难性的。没有界限,就没有独特的生物。没有边界的世界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个无差别的空间、一个万物不生的黑洞。维持边界就是保护翻译空间、滋养译者的越界之旅。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语言和文化限度的双重体验(Cronin,2013:67)。外部体验表现为两种语言在结构和词汇上无法克服的差异;内部体验就是译者在翻译中认识到自身母语的局限。译者必须发挥创造性,克服它们,给出令人满意的翻译。除了“乐在其中”的美好承诺外,生产商不忘指明镜像翻译机的限度:适用于印刷清晰的文本(比如菜单或指示牌),无法识别手写体或特殊文字,只能译出大意。在线翻译的即时性强化了一种昼夜不停的瞬间交付感觉。但是,设法理解一首复杂的古阿拉伯语诗歌与轻叩一部智能手机所花费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在一种以实时短信和邮件为代表、即时性占主导的全天候文化中,译者很容易产生一种被淹没、被吞噬的感觉。增长的限度恰恰在于限度的缺失。承认翻译的“时空多样性”,就必须意识到在特定时间框架内取得的成就与收获存在限度。在一种无休止的消耗环境中,任何事物都无法增长或发展。“那些自以为知晓一切、到哪儿都感到自在如家的人是非常可怕的”(Debray,2010:81)。作者借用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话,凸显了译者的谦卑。善译者最清楚可译与不可译的界限,不会贸然翻译。
  四、普适计算 :开启一个翻译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要求翻译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推动了本地化的发展。需求量、时间和成本构成了数字时代翻译经济的三个要素。本地化产业要在语言和文化上对数字内容进行调适,满足国外市场的要求和当地状况,为多语言管理提供服务与技术支持。在一个理解至上的时代,问题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全球受众的体验方式。SDL公司把内容和语言管理技术与翻译服务融为一体,为79个“全球百强”品牌、1500家企业客户带来从未有过的体验。但是,全球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得不到数字资源,可能失去有用的、事关生死的信息。药品说明书、医疗器械手册、预防艾滋病指南、健康和营养提示,这些都迫切需要被翻译成本地语言,但本地化公司优先考虑的是收益,不会赔本赚吆喝。
  克罗宁预言,消除信息匮乏、改变信息秩序的希望在于普适计算与嵌入其中的翻译。小型、便宜、网络化的处理设备遍布日常生活场所,计算设备将不只依赖命令行、图形界面进行人机交互,而是转向依赖“自然”的交互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人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信息并加以处理。与静态及串行信息不同,它将帮助人类实现与不同语言使用者的个性化互动,所涉及的语言种类及提供的信息量也将不断增加,让翻译转变为一种基于网络的、高度集成的服务。有了它,人就不会在翻译中迷失,而是让翻译消失在生活中。数字革命把文本变成数字内容的一部分。除文本外,数字内容还包括音频、视频、图像和软件,软件又包含了各类网站、程序、电子游戏、图表、动画以及其他新产品。数字革命的核心是可转换性(convertibility),说到底就是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将所有内容转化(翻译)为机器语言的二进制代码。依靠数字代码,我们可以把一种事物“翻译”成另外一种事物。作为一种通用的密码或者说是信息系统的默认语言,它就像一个具有催化作用的转换器,跨越语言的边界,在各种输入/输出与种属指令之间进行翻译,在“固体与液体之间,音乐与建筑之间,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之间,语言与基因之间,自然界与数据之间,信息与资本之间”进行翻译(Apter, 2006:227)。因此,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就是翻译时代、翻译技术与翻译社会。克罗宁极富洞见地指出,当翻译不断探索万物可译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盯着“不可译”的事实(比如诗歌) 时,作为一门学科它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关联性与迫切性(Cronin,2013:105)。
  五、细节 :把翻译交给译者
  文本、图像和声音可以翻译成数字代码,意味着表征方式、身份和客体这些因素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它们可以被轻易转换成其他事物,以新的方式再现,或在新的环境中流通。原先只能在图书馆指定区域查阅的善本或手稿,如今可以躺在沙滩上的帆布躺椅中通过网络轻松阅读。在一个转换不受限制的年代,或者说一个翻译不止的年代,任何追求普遍性的举动都必须把对语言和文化细节的不断追问纳入其中。正是对细节的关注与探索,让翻译这项艰苦而费时的工作显露出价值。在1952年企鹅版译本中,阿兰·罗素(Alan Russell)把《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中的la richesse译为riches,而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马克思的小女儿)的译本则自始至终译为wealth。埃莉诺坚持把原词译为wealth,可能是想突出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对财富的批判。细节揭示出翻译职业产生的原因及背后暗含的技艺观:一个漫长的学徒期,以及对各种材料(物质)的深刻理解,译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缺少一个零或放错位置的术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细节的本质在数字时代正发生变化,对它的关注不应简化为“向错误宣战”(Cronin,2013:126)。
  提到翻译,人们脑海中就会出现一幅熟悉的形象:孤独的译者坐在桌旁,有条不紊地在文本之间穿行。而如今的真实景象则是:翻译可以经过一系列流程传递到终端用户手上,包括纯机器翻译、基于翻译记忆(TM)和逻辑信号处理(LSP)编辑的机器翻译、机器预翻译和“众包”译后编辑、还有以合作形式完成的人工翻译等,这一切都需要借助各种来自云端的数据资源。在数字时代,翻译日益呈现出生产和消费融为一体、工具化、非线性的操作方法,以及互动中的多重主体性等特点。译者可能不知道:翻译其实没有最后期限,也根本没有“客户”,也没有人会去读或听译者的翻译;翻译有时就是一种比试,看看研究人员为翻译引擎设计的最新算法是否超过了资深译者。当数字接管了翻译,也许有一天我们醒来会突然发现,我们卖掉与生俱来的权利,换来的却是一堆乱糟糟的应用软件(Kirsh,2014;李点,2017)。“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Cronin,2013:126)。翻译中的镣铐并不是译者刻意强加给自己的枷锁,而是翻译本身以及翻译所处的具体环境对译者产生了约束,译者只有在遵循和摆脱约束的过程中达到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从知识的获取(谷歌)到浪漫关系的追求(网络约会),再到大众的叛逆(社交媒体和阿拉伯之春),数字已悄然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围绕翻译的文化变革呼唤一种新型的数字人文精神。人类制造了工具,人就时常依附于工具;人类创造了组织、制度,人就被组织和制度控制(陈彩虹,2015:15)。参照古罗马法学家盖乌斯·特雷巴求斯(Gaius Trebatius Testa)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渎神”思想——亵渎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废除或取消分割,而是学会将它们置于一种全新的使用中,游戏它们……把它们转为纯粹的工具(Agamben,2007:87),克罗宁呼吁把一切宗教或神圣的东西重新交还人类,这当中包括翻译,也包括对翻译本质以及如何在数字时代使用翻译的思考。
  七月炎夏,暑期的校园比平时安静了许多。一大早去赶校车,看到师傅们挥动耙子,把草地一点点翻开,汗水湿透了衣裳。路德(Martin Luther)谈到翻译《圣经》以及他与威滕贝格大学两位学者的合作时,说他有时会花几天时间去译几行字。“《旧约》已译成德语……读者现在可以连续阅读三到四页,从未意识到顺利通过的平整路面曾经布满岩石和土块” (Cronin,2013:69)。想在阅读中通行无阻,得到一丝清凉,必须有人付出辛劳,但很少有人愿意费力去把岩石和土块移走。从开始的冲动,到轻点鼠标、发出译稿的一瞬间,时间不知不觉已过去一年多,与“岩石与土块”的搏斗加深了我对翻译和数字时代的理解。翻译是辛苦的,翻译克罗宁尤甚,因为他用词考究,喜欢旁征博引,擅长编织长句,让我一次又一次迷失。但翻译同时也是快乐的,翻译克罗宁尤甚,因为他思维活跃,眼光独到,总是能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翻译,让我在翻译中反思翻译,不断感受到新的颜色、非凡的道理和陌生的美。

 

转载自《东方翻译》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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