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一种熟悉的观点：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或二次创造。它要求译者忠实地翻译原始内容，并向读者传达艺术概念和美感。那么，如何在恢复作品的前提下呈现语言文本的艺术呢？这涉及到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
作为“翻译模式”，严格的“信、达、雅”影响深远，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信”忠于原著，“达”指的是文字表达，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雅”。
严复引孔子语“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作解，称之为“求其尔雅”。孔子的“文”和严复的“雅”都应该说文采。那什么是“文采”呢？在互联网上，“文采”的来源与含义证据不同。在这里，我们似乎陷入了德里达意义上的“延迟”循环。总而言之，“文采”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指藻饰，即优美典雅的词句，二指风格。
“雅”常被理解为华辞丽句的文采。然而，“雅”的真谛应该是审美意义上的“雅”，与风格有关。真正的文学注重风格，文学风格多样，或宽大沉雄，或美丽优雅，或幽默，或悲伤，或阴郁，或粗糙，不同。华辞丽句可能是语言风格之一，但绝对不能代表文学的审美境界。在翻译中，华辞句多体现为矫饰，可谓过犹不及。
经过仔细研究和严格的三个字标准，“信”实际上可以涵盖后两个字，不仅是内容的忠诚，而且是表达的忠诚，而且是最高审美水平的忠诚，即风格的忠诚。事实上，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雅”不是“润色加藻”，还说“依义旨以传，如风格所示，斯之称信”。这是文学翻译最大的特点，也是其自身合法性的体现。试想一下，如果以华辞丽句为准则翻译“崩溃派”或卡佛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小说，会不会荒腔走板，甚至相反？
异化和归化是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强调接近作者的背景，感受异国文化的情感吸引力；归化倾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符合读者的文化价值。文学翻译是否应该被归化或异化，一直存在不同的诉讼。有不同的一端，也有妥协，认为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在实际翻译中都不应该也不容易保持一致。
鲁迅偏向异化，有“宁信而不顺”的说法，为了保存“原作丰富”;傅雷主张“理想的翻译似乎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僵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傅和钱二先生所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谈论的是理想和最高水平。美丽是美丽的，但它不应该被用作现实的衡量标准。相反，鲁迅的提议似乎退而求其次，但它具有更大的现实参考意义。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前提是尊重他人。文学翻译不是更有保留性的理由，因为它具有审美维度、独特的他人体验和异国情调的色彩吗？
例如，美国作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说到什么样的风格，有这样一句话：Style transforms common quartz into an Egyptian pebble。一种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风格，可以把腐朽变成神奇。另一种翻译是：风格，可以把普通的石英变成奇怪的埃及卵石。在我看来，前一篇译文虽然简明达意，语感顺滑，但并不新鲜，只是陈词滥调。后者一丝不苟，保留了原文富有审美质感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盲目归化的文学翻译更像是沾沾自喜。
事实上，“信达雅”作为一种翻译标准，与“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异化和归化是使翻译实现“信达雅”的路径和方法。由于翻译的目的、作品的特点和目标受众的不同，翻译策略也应该有针对性地应用。事实是，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变，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在满足读者阅读习惯的同时，保留原始异国元素可以满足读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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