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与当今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的翻译历史记载了大约3000年，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礼记》中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是四方翻译的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翻译”字前加上“翻译”，成为“翻译”一词，流传至今。
佛经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经12300年。这种持久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佛教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最系统、最深刻的理论。晋代道安提倡质量，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这意味着在用中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翻译与原文不一致。他还提出了“三不易”，这意味着三种情况不容易做到。唐代玄奘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他的“五种不翻”理论记录在《翻译名义集》中，指出只能翻译五个单词。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了翻译佛经的“六例”，并详细讨论了翻译中的六个方面。他对翻译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它的花有左右不同的耳朵。“这个生动的比喻表明翻译是一门艺术。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而且东西文理，又独一无二，字义相求，依然多阙略。知然于口，还可勉图；肆笔为文，便变得艰难。这意味着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也不同。一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在几篇序言中讲述了翻译中应该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的序言中，他说:“翻译三难:信、达、雅。“信”忠于原著，“达”忠于读者，“雅”忠于文学语言。虽然信、达、雅只有三个字，但它们反映了作品、读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严复译本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接近直译。
与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和翻译理论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讨论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了翻译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以及直译和意译。但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论翻译理论，强调可能和不可能的问题，结论是：文学翻译困难，技术翻译容易。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外，欧洲基本上是同一语系语言之间的相互翻译。因此，一些理论家提倡翻译三分法：翻译、转换和逐字比较书。这种三分法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它是几千年来中国翻译史上不同语言语言之间的翻译，只能在同一语言语言之间转换。中国更注重直译与意译之争，因为从佛经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翻译，都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两国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详细分析语言的本质，而是专注于综合和实际应用。他们谈论更多的翻译技能和更少的抽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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