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我听说你当选为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主席。我无意中真诚地祝贺你。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光环，而是你的责任，也是你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期望。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看报告，我说中国现在是一个“翻译大国”，但它不是一个“翻译大国”。你觉得这个评论怎么样？
季羡林：我接受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是为了更好地提出意见。我对翻译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真诚地希望它能得到重视，健康协调地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和强国，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不管你翻译多少，你都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垃圾，那么这样的“翻译大国”有什么意义呢。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泽东说“洋为中用”，我同意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中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翻译什么”。假设“翻译大国”是靠后者数量的扩大而形成的，我觉得不值得追求。至于它是否强大，它似乎是我们翻译工作的目标。“翻译强国”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决定，谁来评论，都说不准。在我看来，及时翻译和介绍外国好东西是很好的。没有必要比谁强谁弱。
2.制止翻译质量下降需要综合治理
李景端:近年来，关于翻译质量下降的报道经常出现。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季羡林：这几年我看译少了，更不用说研究了，不一定看得准。但总的来说，至少在文学翻译方面，虽然有粗制滥造的劣质作品，但也有高质量的作品。我曾担任过许多“国家图书奖”文学小组的评委。每个班都有很多优秀的翻译参加评论，有些还获得了大奖。例如，一些著名艺术家的名字和修订后的新翻译显然比旧翻译好得多，所以一般来说，翻译质量现在已经下降了。当然，确实有一些下降，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文翻译，错误的翻译现象相当多，有些仍然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它。
李景端:你看，目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主要问题是什么？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有译者基本功、翻译职业道德、翻译批评缺失、出版社忽视检查等问题。我只想强调两点：一是译者必须有广泛的知识。如今，年轻人学习外语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语的能力还不错。最缺乏的是知识面不广，中文基础薄弱，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设计和调整翻译。我是从学术层面来说的，当然不是因为不讲译德而故意粗制滥造的。二是出版社必须严格控制。过去，老商务和老人文翻译书籍都有严格控制的好传统，不能削弱。不幸的是，许多出版社现在已经放松了。有些俱乐部根本没有外语编辑，放弃了翻译质量控制，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验体系。因此，这一问题必须由有关部门共同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判断翻译质量必然涉及如何看待翻译标准。去年，《堂吉诃德》的一些翻译处理引发了一些争论。我想知道你对翻译标准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不同类别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些需要严格对应，有些需要或难以对应，可以满足，所以很难有统一的翻译标准。即使是严格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待。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到对作者、作品和背景的不同理解，应允许不同的解释和表达；当然，这些都需要基于深入的研究，而不是翻译。
3.再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李景端：有人说，很少有像傅磊、朱生豪、汝龙这样的著名翻译家，这与我们目前的翻译人才培训机制有关。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
季羡林:我觉得我们翻译团队的整体素质不低，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广泛的翻译成果呢？当然，还有两个缺点：一是培养翻译专业团队不够重视，二是翻译专业培训太薄弱。过去，上海有一批专门从事翻译的翻译家，在促进文学翻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搞文学翻译，好像都是业余的。翻译是一门有自己规律、文明社会和开放国家的学科。翻译应该成为社会需要和尊重的职业。因此，有必要加强翻译专业团队的建设。其次，现在大学只把翻译作为学习外语的附属品，好像学习外语自然会做翻译。不是这样。从改进大学翻译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建设，使翻译后备队伍能够获得良好的翻译专业培训。我还主张，想做翻译的人应该多学一两门外语。
李景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国家授予的“翻译奖”。据说设立这个奖项有很多困难，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季羡林:很多年前，我呼吁设立政府。 “翻译奖”不仅是因为许多国家都有，也因为翻译工作是跨学科和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振兴中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为了体现国家对这项重要工作的支持，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翻译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难，也要克服。我再次呼吁政府某部门牵头，先设立奖项，然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努力为翻译界做实事。
4.克服“偏食”，调整政策，加强统一领导
李景端：为了繁荣中国的翻译事业，你认为目前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季羡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是主管官员，看不见，说不完。但我想到了几点：
首先，借用当前的时尚话语，就是要注意“翻译生态的平衡”。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由各种文化相互融合形成的。就当代外国文学的介绍而言，我觉得我们现在似乎有一种“偏食”现象，那就是只关注英国和美国的介绍，几乎所有的书籍、电影和电视都是这样。英美绝不是唯一一种先进文化。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古今、东西、优雅、流行，甚至不同的类别、不同的体裁，都应该选择最好的翻译，协调介绍。特别是要重视东方国家优秀文化成果的研究和翻译。要解决这种“偏食”现象，我认为有必要加强统一规划。精神产品不能全部移交给市场进行调整。例如，一些具有高学术或艺术价值或填补空白的产品需要通过规划提供必要的支持；对于那些低水平的重复出版翻译，我们也应该限制规划，努力实现高质量、合理结构的真正繁荣。
二是研究如何调整政策。比如高校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这样一刀切合理吗？能区分什么算什么不算什么吗？翻译报酬，现在有些从事口译的人高得离谱，而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每千字还是几十元，太低了。在政协会议上，这个行业有很多行业，但没有翻译行业，也不在乎有多少配额。列入这个行业也反映了对这个行业的关注。因为翻译是根据原作衍生出来的，所以被抄袭后，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识别，翻译人员很难维权。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和改进。
第三，关键是加强统一领导。众所周知，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政府部门明确管理翻译问题。前年，梅绍武等30多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要求国家明确一个部门对涉及翻译的共同问题进行统一管理，但结果仍不如下。事实上，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团队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希望吸引各方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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